“名教”作为社会道德规范，在东晋以前就开始表现出来。《世说新语·德行》篇记：“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李元礼是东汉人，他要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说明“名教”观念有很广泛的社会影响。同书又记：“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这说明魏晋之际，“名教”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袁宏提倡“名教”是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的。
唐宋史家撰史，有的还囿于“名教”观念的影响。盛唐萧颖士认为，“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史记》“失褒贬体，不足以训”。他“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11]。北宋欧阳修独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又主持《新唐书》的撰写，都贯彻了《春秋》褒贬之例。萧书不传，欧阳二史俱在，其得显然，失亦显然。叶适批评欧阳修用《春秋》法撰唐、五代史事，“于纪则有掩郁不详之患，于传则有掠美偏恶之失，长空言之骄肆，而实事不足以劝惩，学者未当遵也”[12]。《新唐书》处处欲示褒贬，以致“设例益繁”，于客观历史未必恰当，“而读史之家，几同于刑部之决狱矣”[13]。历史撰述中的这种保守倾向，势必限制了史家的成就，也不利于史学的发展。而这种力图恢复《春秋》褒贬之义的做法，正是“名教”观念在史学上反映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