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又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制度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差异。后者并未拥有我们那样多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建立在学习书本知识上，而是建立在实物教学上。例如，他们的工程师是在工厂，而不是在学校里被培养出来的。这个例子说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商所允许他达到的程度。如果他的能力得不到进一步提升，那么他可以成为一名工人或是一名领班，如果他天资聪颖，那么他就能成为一名工程师。同将一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依托他在19或20岁时参加的持续几个小时的考试的做法相比，这样的方式显得更加民主，能够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
在医院、矿区和工厂，在建筑师或者律师的办公室里，年纪轻轻就开始学习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时期，看起来很像是办公室里的法律文秘或是工作室里的艺术家。在开始进行实际工作之前，他有接受一般性教育过程的机会，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框架，把他稍后做出来的观察保存在那里面。
而且，一般来说，他完全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获得多种多样的技能，以此逐渐同他平日获得的经验协调一致。在这种制度下，实践能力得到了提升，并且同学生的能力相适应，发展的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殊工作的需要，这些都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所以在英国或美国，一个年轻人能够很快摆正自己的位置，将自身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到了他25岁的时候——倘若各种材料和部件都齐备的话，时间还会提前——那么他就不仅仅是一名有用的劳动者，他甚至具备了自主开创事业的能力；他不仅仅是一部机器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一个发动机。在法国，与之正相反的教育系统正在大行其道，一代又一代的人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