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罗的故地重游只不过是为他充当信使的任务掩人耳目。表面上，他离开“法国文化事务部”的办公室是遵照医嘱进行长距离的海上航行以便彻底放松。而他登上汽船“勒兰·伯尔德吉”号，目的地原是日本，却在新加坡下了船改坐飞机到达香港。接下来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来到广州，参观了黄埔军校，那是他1925—1926年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离开广州后，马尔罗在北京花了4天的时间，马不停蹄地逛古玩店，游览故宫和颐和园。他还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马尔罗乐观地称这次会谈为“有限度的交流”，据说内容包括两国间的文化关系。接着，他被安排参观了洛阳的龙门石窟、西安的大雁塔以及毛泽东在长征之后设立根据地的延安，欣赏那里遍布窑洞的山脉。
在回京后的宴会上，他和陈毅互赠鲜花，接着又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在谈到共产党中国和法国时，马尔罗说：“我们的社会体系的确各不相同，但是有这样一个事实：法中两国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的侵略者，他们带着大炮到不应该来的地方挑衅。”马尔罗指的可能是日本侵华，但北京很可能理解为朝鲜半岛上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