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夏衍：《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载《人民文学》，1978（7）。
[2] 郭沫若：《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见《郭沫若全集》，第6卷，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404页。
[3] 作家可能也觉得这样的情节设置太过离奇，于是在第四幕中让目睹南后“丑行”的那位钓者解释说：“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当场问一下便可以明了的。但我们的国王在盛怒之下，全然不想问问我们当场的人——当场的人并不少，我们跳神的是十个，还有唱歌的和奏乐的。”这样的解释显然非常牵强。
[4]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112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170页。
二、历史悲情中的“忠奸对立”
中华民族大概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一个民族，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史书不仅浩如烟海、生动丰富，而且还有更为细致逼真、形式多样的话本、戏剧、传说、故事、演义、小说、诗歌等文艺形式，普通百姓通过它们去探听历史、关注历史并议论历史，满足了自己的“历史癖”。另一方面，中国大概又是历史上王朝更替最为频繁、革命事件爆发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每一次的豪杰并起和江山易主，无不以生灵涂炭，社会大厦的倾覆为代价。个人的不幸、社会的动荡、国家的灭亡，再加上“家国同构”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对社会集体的高度看重，一代代的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将“国家”“祖国”纳入到了伦理情感的范畴内，“每当国家遭受不幸时，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极为强烈的沉痛感和道义感”。[1] 这种沉痛感与道义感，我们在先民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诗经·王风·黍离》）的悲叹中就已感触到了。“黍离之悲”其实就是一种亡国之悲，也是一种乱世之痛、兴亡之叹。从《诗经》开始，无数文人士大夫将这种家国之悲反复体味与咏叹，从而酝酿成愈来愈浓烈的历史悲情。而随着历史的脚步别无选择地迈向近代，中华民族固有的历史悲情更加得到空前的强化与升华。长期积贫累弱导致的落后闭塞偏偏遭遇到了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与欺凌，于是“天朝大国”的幻梦彻底崩溃，“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不仅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普遍焦虑，更唤起了社会大众心底深处的悲情意识。一旦遇到任何“风吹草动”的特殊社会事件，这种悲情意识就可能如火山喷发一样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