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首的秘书
     第76届戛纳电影节日前闭幕，法国女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执导的影片《坠楼死亡的剖析》（以下简称《坠楼死亡》）获金棕榈奖。这也让特里耶成为戛纳史上第三位摘得金棕榈的女性导演，距离上次法国女导演朱利亚·迪库诺凭借《钛》获得金棕榈仅仅过去两年。
     一部有望冲击奥斯卡的影片
     这一结果似乎彰显了女性电影人的地位正在提高——当然，按照一些抗议者的说法，所谓“提高”可能仅仅是表象。就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法国著名女演员阿黛拉·哈内尔正式宣布退出影坛。她表示自己的决定是一个“政治行为”，因为“法国电影界包庇性侵加害者，毫无作为”。种种现象都显示出女性主义浪潮依然汹涌，只不过从前几年全球化的拍岸巨浪逐渐化为今时的“暗流”。就今年法国队（暂且排除合拍片）来说，主竞赛单元的入围作品，女性导演占到4/5，唯一的男性导演还是隶属少数族裔的越南裔导演陈英雄。单从现象上看，今年戛纳显然是“政治正确”了一把。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坠楼死亡》夺奖完全不是“政治正确”的结果，其水平确实过硬，在任何一届都是毋庸置疑的高水准。影片讲述了一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女作家在丈夫于自家坠楼之后接受调查和审判的故事。审判对她的家庭生活造成冲击，她与此前意外致盲的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演员桑德拉·惠勒在片中奉献了十分精彩的演技，其饰演的女主角桑德拉绝大部分时候显得知性、独立而克制，哪怕遭受检方攻讦仍能保持理性，无论是痛苦还是喜悦都能很好地通过微妙的表情传达出来。与此同时，惠勒也有极好的爆发力，必要时不但能宣泄出非常强烈的情绪，且情绪层次分明、毫不凌乱。不出意外的话，影片应该在明年的奥斯卡上也会有所斩获，惠勒届时也可能成为影后的热门人选。
     介于冷静与激烈之间的律政剧
     律政剧近两年来数量不少：不久之前进入中国观众视野的就有两部，分别是《正义回廊》和《毒舌律师》——前者提名香港金像奖多个奖项，并助力何爵天获得新晋导演奖；后者则一举成为香港影史上首部票房破亿的华语电影，随后登陆大陆院线。国外方面，去年有威尼斯电影节最佳长片《圣奥梅尔》；今年戛纳则有两部，一部是主竞赛单元的《坠楼死亡》，另一部是“影人双周”单元的《戈德曼的审判》。这些影片里往往都有大量的法庭戏，有一些甚至全片都在法庭之上发生；影片基调有的冷静，有的激烈——《坠楼死亡》则处乎其间。
     貌似巧合的是，这些律政剧的质量往往较高，也比较容易获得好的票房成绩。究其原因，或许有这样几个：其一是片中的案件通常比较有争议性，所以情节性很强，故事比较饱满，对观众比较友好；其二是控辩双方冲突激烈，很容易让观众投入情绪，产生共鸣；其三是表达上比较复杂，可能会涉及社会、政治、历史、人性等诸多层面，可挖掘、讨论的空间大，尤其是在近几年来各国社会矛盾越发尖锐的情况下，法庭可以把错综复杂的问题熔于一炉，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切面。而法律从概念上讲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以法庭辩论可以很好地体现出强大、保守的社会意识与个体遭遇之间的激烈冲撞。
     律政剧拍起来看似难度不大，其实想拍好实非易事：一方面，编剧要处理好当事人、律师、证人、法官、陪审团等各方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过于强大的编剧往往又会影响导演的发挥，所以能够做到二者平衡，或者二者互为助力而非抵牾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坠楼死亡》之所以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既与导演的搭档阿图·阿拉里有关（此人从特里耶的上一部作品《西比勒》开始就与其进行编剧上的合作，二人之间显然已经比较默契），也与茹斯汀·特里耶自己深度参与编剧工作有关。特里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她在第二部作品《维多利亚》中就拍过法庭戏，因此对于如何拍摄法庭内外，构建人物、声画关系，恐怕已经驾轻就熟。
     一场对人类灵魂的冷峻剖析
     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被置入到一个充满悬念的情境当中：小男孩在导盲犬的引领下去户外散步，回来时父亲已经躺在雪地里身亡。接下来，我们几乎跟随小男孩一起在法庭上聆听控辩双方的陈词，先是对案发现场的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之后一点一点深入到这场死亡背后的家庭纠纷：孩子身上发生的意外让夫妻深陷困境，二人之间的相互迁就最终转化成无法化解的矛盾，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已问题重重。妻子似乎有绝对的动机杀害丈夫，但她在法庭上无比理智的表现无论如何都没法给人留下杀人犯的印象。每一个看似真实的生活截面都在更复杂的感情系统里趋于失效，每一个被遗漏的细节都有可能颠覆之前的结论。
     特里耶不时调动她的摄影机，用特写捕捉女主角坚定、毫不迟疑的面孔。与此同时，摄影机也时常化身为颇有导向性的电视镜头，给出若有若无的判断和假设。直到某个时刻我们意识到，观众的视点其实就是孩子的视点。我们像他一样头一回了解到二人的争端，看不见背后的真相，只能在内心的指引下进行某种虚妄的选择。母亲桑德拉究竟是不是杀人犯？一个过于沉重、令人痛苦、无从应对的问题。
     片中最重头的戏莫过于夫妻吵架：二人从冷静的抱怨一点一点走向暴虐的疯狂，摄影从过肩正反打一点一点去掉过肩，两个人所处的空间被完全割裂开来，直到闪回突然结束、视觉突然断裂，录音的声音继续回荡在寂静的法庭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暧昧感。我们只能从女主角的口中和现场搜集的实物证据来推断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观众的我们虽然在观看，但其实和没有视力的儿子也区别不大。
     审判似乎一直建立在事实之上，但事实早已不复存在。控辩双方的律师们各自虚构着自己的故事，甚至将女主角所写的小说暗示为杀人证据，其全部意义只在于摧毁了儿子对母亲的信任——同时也摧毁了我们对女主角的信任。信任一旦摧毁，便是永久性的，之后的一切都只是自我说服。最终，真相并没有浮出水面，浮出水面的只有一个判决结果。
     到这里为止，《坠楼死亡》显然已经不是单纯地关乎家庭关系，也不再是单纯的女性生存困境，它更关乎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相互理解、互相信任的难题。特里耶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精神深处无法摆脱的动摇和脆弱，或许确如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他的新作《魔术师》中所写的那样，“人类精神”是如此喜剧性地充满悲剧色彩，“只要风向一转，他们的故事就会跟着转，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坠楼死亡》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对人类灵魂的冷峻剖析。